虽然肯定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人罗靖在同乡莫庭友家聚会饮酒

方明

【罗靖故意伤害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226号)裁判摘要:一掌推他人致其头部碰撞造成死亡的,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情节追究刑事责任。】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如何定罪量刑

日本著名刑法学家山口厚在刑法学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其彻底的结果无价值的立场在刑法学研究中贯彻始终,其观点学说在日本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作为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学者型大法官,山口厚对于日本的判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对一些重点疑难案例进行了学理的阐释,对于司法实务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从新判例看刑法》就是山口厚对日本多年来各级裁判所的判例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

掌推他人致其头部碰撞造成死亡应如何定罪量刑——罗靖故意伤害案【226号】-刑事审判参考总第30辑

编者按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无论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还是让人民群众增强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都需要通过案件来实现,特别是办理质量高的典型、疑难案件作用发挥更为显著。新的一年,本报特设“实务·案例”版,意在剖析典型案件,努力提升服务司法办案专业化,欢迎广大检察人员提供典型、疑难案例分析文章。本期聚焦的是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案件的证据收集、证明标准与法律适用等问题,敬请关注。

本书对因果关系、不作为犯罪、正当防卫周边、过失犯的成立要件、共同犯罪、罪数等刑法问题通过大量案件阐释法理。同时对于司法实务中侵入住宅、占有、抢劫、诈骗中的交付、贿赂犯罪等犯罪各论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一、基本案情

研讨问题:

日本虽然是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但是对于判例制度极为重视,各级裁判所都发布大量的判例,最高裁判所的判决和决定具有权威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有案件的判决和决定,相关法官都进行了详细说理和论证,对于案件裁判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对于相似案例在不同时期的立场,裁判官也有非常清晰的解释。为帮助读者深入阅读本书,作者在本书最后附上了《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三编上诉的法律条文规定,了解日本刑事诉讼程序,对最终的判决有更好的理解。

恩平市检察院以被告人罗靖犯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交通肇事逃逸的证据标准

日本刑法学者判例研究体现出了刑法理论的精细化,也体现了法官裁判的谨慎和专业态度。如因果关系判断一直是法官审判的重点难点,在被害人介入因素的因果关系判断上则更为复杂。该书列举了两个最高裁判所的判例:被害人为逃脱暴行而进入高速公路被汽车碾压致死的案例和被害人因暴行引起的伤害,因不遵从医师指示而医疗效果未能发挥导致死亡的案例。作者对这两个判例都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进行了案例的类比,从大审院时代到最高裁判所最近的判决,进而得出以“行为危险的现实化”判断因果关系的法则:实行行为直接造成伤害结果的,无论介入因素如何,都肯定危险结果的现实化,进而肯定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的直接原因来源于实行行为之后的介入行为的场合,如果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对于通过介入行为产生结果而言是必要的,则实行行为借助介入要素惹起结果的直接原因导致结果发生,肯定因果关系成立。值得特别提出的是2003年判例:四名被告人在与其他两人共谋的基础上,在深夜的公园里,对被害人实施了不间断的暴行,然后又在公寓中对被害人继续实施暴行,被害人瞅准空隙,穿着袜子从公寓的居室中逃走。由于被害人对被告人抱有高度的恐惧感,为逃脱被告人的追赶,进入距离公寓约800米左右的高速公路,被急速行驶的汽车撞倒,并被随后而来的汽车碾压致死。第一审判决并没有确认暴行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因果关系,只肯定在伤害的限度内成立犯罪。而控诉审判决肯定了被告人等的暴行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可伤害致死罪的成立。日本最高裁判所最终作出成立伤害致死罪的判决,该判决对日本刑事审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论证过程中,作者类比了大量相似的经典案例,如“大阪南港事件”“柔道正骨师事件”“夜间潜水事件”等,解读案例之间法理的异同,使读者能够更清晰地掌握相关的认定法则。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2年2月12日(正月初一)下午7时许,被告人罗靖在同乡莫庭友家聚会饮酒。晚9时许,罗靖又到果场客厅打麻将,莫庭友站在旁边观看。由于罗靖在打麻将过程中讲粗话,莫庭友对罗靖进行劝止,二人为此发生争吵。争吵过程中莫庭友推了一下罗靖,罗靖即用右手朝莫庭友的左面部打了一拳,接着又用左手掌推莫庭友右肩,致使莫庭友在踉跄后退中后脑部碰撞到门框。在场的他人见状,分别将其庭友和罗靖抱住。莫庭友被抱住后挣脱出来,前行两步后突然向前跌倒,约两三分钟后即死亡。经法医鉴定,莫庭友后枕部头皮下血肿属钝器伤,系后枕部与钝性物体碰撞所致,血肿位置为受力部位。莫庭友的死因是生前后枕部与钝性物体碰撞及撞后倒地导致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所致,其口唇、下颌部及额下损伤系伤后倒地形成。案发后罗靖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经过。随后其家属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因果关系

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判决中,针对被害人介入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同样是重点难点问题。如郭某非法拘禁案:2018年1月20日,刘某先后纠集李某磊、郭某、李某锋到北京市通州区张湾镇张某暂住地索要债务,因索债未果,于当日8时30分将张某带离其暂住地。后当该车辆行驶至京通快速路进京13.3公里处,张某以呕吐为由要求下车,后张某趁机横穿快速路逃离时被其他车辆撞倒,被告人郭某欲阻止,但未能避免上述结果。后张某于次日抢救无效死亡。法院审理认为,刘某、郭某、李某磊、李某锋为索取债务,共同非法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其行为均构成非法拘禁罪,依法应予惩处。辩护人称被害人死亡与被告人行为无因果关系。法院认为,被告人非法拘禁被害人,客观上实施了将张某夹在车辆后排中间坐、下车时有人跟随等措施,可见已经预见到张某可能会寻找机会逃跑,在快速路上停车让张某呕吐更是违法且危险,对张某在快速路上逃跑被撞死亡的危害后果,被告人主观上应该能预见到,不论是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还是过于自信轻信可以避免,都应当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有过失,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我国法院的判决与上述2003年案例的判决有异曲同工之效,但略有差异。借鉴日本的学说,本案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直接原因来源于被害人横穿快速路的介入行为,但是被告人非法拘禁行为的危险性对于被害人横穿快速路的行为是必要的,则非法拘禁行为引起被害人横穿快速路的结果作为直接原因导致死亡结果发生,应肯定因果关系成立。相应地,被告人应对非法拘禁致人死亡承担责任。稍有不同的是,日本的伤害致死有独立的罪名,日本最高裁判所确认2003年判例成立伤害致死罪。而我国的该案例,法院判决成立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致死只是结果加重犯,法官判决在非法拘禁致死的解读上应该有更多的理论阐释,虽然肯定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在判决中,却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样的结果学理上还可以探讨。陈兴良教授也在被害人行为介入的因果关系的判定问题上对日本判例和中国的案例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中国案例的判决提出了学理上的看法,值得关注。

罗辩称自己的掌推行为只是争吵中的一种本能反应,不是想故意伤害被害人,自己的行为不应构成故意伤害罪。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情形的法律适用

被害人行为介入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只是本书24个重点难点问题之一。本书涉及的其他二十几个专题,每一个都是一篇精彩绝伦的学术论文和司法裁判理由书,不仅学理论证充分,作者还列举了大量的日本判例,引用了日本判例的解释理由,对我国刑法学理研究和司法实务有极大的借鉴作用。本次第三版的日文版于2015年出版,作者针对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共犯的因果性及共犯关系的消解”“承继的共犯”“根据诈骗对象限定诈骗罪的处罚”等三个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付立庆教授又组织年轻的留日学者翻译了第三版,使中国读者能够比较及时地了解日本最新刑法判例和理论演进。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罗故意掌推被害人致其后脑部碰撞木门边后倒地形成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在对被害人作出拳击掌推的行为之前虽确实没有预见到其行为会导致被害人碰撞门边倒地死亡的严重后果,但被告人的掌推行为仍是在其意志支配下所故意实施,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且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与被告人的行为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人主观上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以及致人死亡的过失,符合故意伤害(致死)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故意伤害(致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辩称其掌推被害人并非出于故意,其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犯罪后自首并积极赔偿死者家属的部分经济损失,可对其减轻处罚。依照《刑法》第234条第二款、第67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罗靖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013年7月9日21时30分,被告人李某某驾驶制动性能不合格的重型水泥罐车沿城市外环线由西向东行驶至某路口附近,遇步行横过马路的张某某,由于李某某采取措施不当,将张某某撞倒。李某某停车看到张某某倒地不起后,即驾车驶离现场,后将车辆停靠距事故现场100米处非机动车道上。21时45分许,周某某驾驶一辆轻型货车又将张某某碾压,后周某某驾车驶离现场。21时55分,张某某同乡报警,交警随后到达事故现场,现场勘查完毕后,在距离肇事车辆30米处路边发现李某某,将其传唤至公安机关。某市司法鉴定中心对张某某尸体进行鉴定,认定张某某被货车碾压时处于生存状态,因颅脑损伤合并胸腹脏器损伤死亡。其中,对于李某某的责任,该市某交通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李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宣判后,在法定期间内,罗未提出上诉,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案例传真

二、主要问题

明确证据标准 完善证据体系

1.本案被告人的掌推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陈赛

2.如何分析故意伤害(致死)罪的犯罪构成中的主观罪过形式?

◎公诉人要将案件焦点集中在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上,充分利用退查、自查方法,围绕逃逸、致死、因果关系、介入因素等方面展开完善证据工作。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罗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三种不同意见:

◎明确认定事实的证据标准、适用法律的法理标准,梳理出完整的证据体系,明确认定法定情节的法律依据。

第一种意见认为,罗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理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可以表现为复杂的罪过形式,即伤害他人的故意和致人死亡的过失两种罪过形式的叠加。罗在对被害人掌推时,其主观上完全能够认识到其行为可能会伤害被害人的身体健康,但仍故意实施了掌推的伤害行为。罗实施故意伤害行为在先,并由此直接导致被害人头后枕部与门边碰撞,进而倒地形成脑挫伤,发生死亡。罗的故意伤害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间接因果关系。罗在实施故意伤害行为时,主观上虽不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对被害人的死亡却具备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过失心理态度。罗的行为符合故意伤害(致死)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故意伤害(致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要将庭审讯问与举证相互结合,证明犯罪。对于被告人当庭辩解违背常理部分,无需追求被告人当庭改变供述而承认公诉人的指控,在庭审讯问时能够明确被告人客观行为构成即可,待举证环节可以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证明。

第二种意见认为,罗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而应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理由是:刑法第234条第二款的规定表明,依据该款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必须首先是“犯前款罪”,即具有故意伤害行为且使被害人的损伤达到轻伤以上构成故意伤害罪。罗的掌推行为并不能直接使被害人的损伤达到轻伤以上,不符合刑法第234条第二款规定的“犯前款罪”的要求,不能以故意伤害致死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罗与被害人系同乡,平时关系很好,又是在一起聚会饮酒、打麻将过程中发生争吵推打,被告人对被害人掌推时不可能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其主观上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的发生表现为过失的心理态度,即应当预见到其行为可能会造成被害人死亡,但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且客观上被告人的掌推行为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所以应按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

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包含两节需要证明的事实,一是行为人有逃逸行为,二是有致人死亡的后果。关于第一节事实,判断行为人是否逃逸的标准,不以事故发生后行为人距离事故现场远近为标准,应以其主观上是否有逃避处罚的目的,客观上是否“离开”现场为标准。关于第二节事实,判断是否因逃逸致人死亡,需要证明三点:被害人被撞击后是否处于生存状态、死亡结果与交通事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被害人如被及时送医是否有生还可能。

第三种意见认为,罗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本案不能确认被告人的掌推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被害人大量饮酒,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掌推行为,被害人被被告人推打后碰撞门边以及跌倒等都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以上几个因素相结合共同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法医鉴定书认定被害人的死因是生前后枕部与钝性物体碰撞及撞后倒地所导致的脑挫伤及珠网膜下腔出血所致,即不能排除大量饮酒、倒地碰撞等与被告人的行为无直接关联的因素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也不能认定被告人的推打行为及所导致的碰撞门边是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无法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要求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负刑事责任没有客观依据,其行为应不构成犯罪。

公安机关以李某某涉嫌交通肇事罪移送某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书认为李某某行为系一般交通肇事犯罪,未认定逃逸致人死亡情节。

三、裁判理由

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认为李某某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且符合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应当处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了夯实证据基础,公诉人围绕两个争议点复核关键证据。一是认定李某某逃逸的证据。李某某供述显示,事故发生后其将车辆驶离现场100米处并给车队队长王某打电话,央求王某帮助其逃避责任。二是认定李某某逃逸致人死亡的证据。法医出具的书面死因司法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被车辆碾压时处于生存状态,因颅脑损伤合并胸腹脏器损伤死亡。2013年11月6日,某区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某某犯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

原审判决最终采纳了第一种意见,即罗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情节追究其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指控李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且具备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关于逃逸的情节,通过讯问公诉人向法庭展示了三个事实:被害人被撞击后处于生存状态、被告人没有施救、被告人离开现场。关于致人死亡的情节,公诉人通过讯问意在告知法庭:被告人有能力、有义务预见到自己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遭遇二次碾压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本案被告人的掌推行为属于故意伤害行为

对此,李某某表示对起诉书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没有异议,但其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辩护人亦同意李某某自辩意见。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对没有产生轻伤以上后果的一般殴打行为,是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能否以行为人的殴打手段是否足以使被害人受到轻伤以上的后果来作为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不是故意伤害罪所要求的故意伤害行为。我们的看法是否定的。故意伤害罪是结果犯,只有产生轻伤以上的后果才负刑事责任,且伤害后果越重,承担的刑事责任就越大。拳打脚踢掌推是一般殴打最常见的手段,如打击力量不大、打击的不是要害部位,不是连续性打击且打击相当有节制,通常情况下,一般都不足以直接导致被害人产生轻伤以上的后果,依法不需负刑事责任,但这并不说明一般的殴打行为的性质就不是故意伤害行为。事实上,一般的殴打行为仍然是故意伤害的行为,只不过伤害的结果未达到法定的程度而无需负刑事责任。虽然只是一拳一脚一掌的轻微殴打行为,打击力量不大,打击部位并非要害,但如果该行为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能够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的后果,对此,行为人仍应承担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如殴打他人致人跌倒磕在石头上引发重伤、死亡后果,殴打特异体质的人引发重伤、死亡后果等。除非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纯属意外事件所引起或者可以明显排除殴打行为与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司法实践中,一般的推搡行为由于不具有明显的伤害故意不能被视为刑法中的殴打行为或伤害行为,即使该行为意外致人重伤、死亡,也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就本案而言,罗的掌推行为已非一般的推搡行为所能包容。首先,其掌推行为系发生在与被害人的争执对打当中;其次,其掌推行为是其拳打之后的连续行为,伤害的故意连贯于其中,且力度很大,否则不足以导致被害人身体失控,头部发生碰撞;第三,在一定的情形下,即便一拳一脚一掌,同样可以致人伤害甚至死亡。罗的掌推行为,打击部位虽非要害,但力度之大,已客观地造成被害人身体失控而后退,造成头后枕部与门边碰撞,进而倒地形成脑挫伤,发生死亡。因此,该行为属于故意伤害行为。值得指出的是,对刑法第234条第二款规定的“犯前款罪”,应理解为有伤害的故意和行为即可,不能机械地要求故意伤害行为直接造成的损伤程度必须达到轻伤以上,因为通常情况下,故意伤害直接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往往并不存在先有一个轻伤害的犯罪前提。同时,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中,对已经死亡的被害人一般是无法也不可能再去评定最初(死亡前)的伤害程度是否达到轻伤以上。

法庭举证阶段:公诉人出示了四组证据:一是关于被告人主体身份的证据,证实其给某车队开水泥罐车。二是关于交通事故过程的证据,证实被告人撞击被害人后不予施救,被害人遭遇二次碾压后死亡。三是关于被告人逃逸的证据。主要包括抓获被告人的两名民警的证言等。四是关于死亡结果与逃逸行为有因果关系的证据。包括专家意见书、鉴定意见等。

(二)被告人的掌推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重点发表了李某某构成交通肇事罪,且系逃逸致人死亡的意见。辩护人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李某某驶离的距离很短,驶离100米仍然在现场,不是逃逸。二是李某某撞击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介入了周某某驾车碾压的因素,阻断了李某某行为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对此,公诉人进行了如下答辩:

罪责自负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的基本含义是: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当危害结果发生时,要使某人对该结果承担责任,就必须查明他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在危害结果发生时使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我国刑法虽没有直接规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但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在刑法理论与实务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对刑法因果关系中的不少问题,理论界、司法界均存在不少分歧意见,但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因果关系理论来指导与解决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则是普遍的共识。刑法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相对性与绝对性、条件性和具体性等特点。因果关系一般表现为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内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即必然因果关系。有时虽然行为本身不包含产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必然性(内在根据),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又有其他原因介入其中,由后来介入的这一原因合乎规律地引起了这种危害结果。这种情况下,先行行为与最终危害结果之间即表现为偶然因果关系。任何刑事案件的因果关系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因此,在审查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一定要从危害行为实施时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具体情况出发来考虑。本案中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掌推行为本来不会产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先前的危害行为直接导致了被害人头部与门边碰撞及撞后倒地,这两个原因的介入又引起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被告人的推打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即表现为偶然因果关系。把被告人的推打行为与其所直接导致的碰撞门边及撞后倒地死亡这些存在客观联系的前因后果简单割裂开来的看法是一种机械的观点,是对刑法因果关系的曲解,不是我们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某人故意实施某种危害行为,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与其他原因相交错,由后者直接引起危害结果的,对行为人应当按照其所故意实施的行为性质定罪,把偶然结果作为量刑情节予以适当考虑。如本案中被告人的推打行为因偶然原因的介入导致了被害人死亡,死亡结果只能作为追究被告人的故意伤害罪的量刑情节来考虑。这一点在我国刑法第234条第二款中已有明确规定。

关于李某某不构成逃逸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理由为,认定逃逸的标准应当坚持主客观一致原则,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客观上有离开现场的行为。从两名民警证言等分析,被告人李某某显然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心理。且李某某确有逃离现场的客观行为,不能说驶离现场100米,就表明没有离开现场。

(三)故意伤害致死可以表现为复杂罪过形式,即行为人具有伤害的故意和致人死亡的过失两种罪过形式

关于周某某碾压介入因素,导致李某某撞击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因果关系链条断裂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理由为,首先,介入因素导致因果关系阻断的标准要明确。并非所有介入因素都导致因果关系阻断,只有异常介入因素才阻断因果关系。判断是否属于异常介入因素的标准是行为人能否认识到介入因素发生可能性。如果行为人主观上难以认识到介入因素的发生、同时介入因素确实发生并产生后果的,该介入因素才可阻断因果关系。显然,本案李某某认识到被害人被二次碾压的可能性极高,作为社会一般人正常认识,此因素不阻断李某某撞击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因果关系。

复杂的犯罪构成又称混合的犯罪构成,指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诸要件有复合情况的犯罪构成。其特点在于构成要件是重叠的,有两个客体、两个行为、两种罪过形式,且这些犯罪构成并非可供选择,而是缺一不可、均须具备。复杂的犯罪构成包括行为复杂的犯罪构成、罪过复杂的犯罪构成和客体复杂的犯罪构成。罪过复杂的犯罪构成,也即包括两个罪过形式的犯罪构成。其特点是,具备两个罪过形式才能构成该种罪,同时,虽然具有两个罪过形式却又不是两个犯罪。如本案中的故意伤害(致死)罪,即可包含伤害他人的故意和造成他人死亡的过失这两种罪过形式。虽然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故意伤害(致死)罪中的致人死亡可以是过失的,但从故意伤害(致死)罪与故意杀人罪在犯罪构成上的区别是很容易得出这一结论的。两者区别的关键是故意杀人罪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发生;故意伤害(致死)罪只希望或放任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发生。因此,如果故意伤害(致死)罪中的致人死亡是故意的(不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那么它将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而不能以故意伤害罪定性。

判决结果:某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李某某系肇事后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周某某作为附带民事被告人承担10%的赔偿份额。李某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某市中级法院于2012年4月23日作出终审判决,对第一审判决中的刑事判决以及周某某的民事赔偿份额均予以维持。

罗在实施掌推行为时,其对危害结果的故意范围是什么呢?这就要从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平日关系、犯罪的起因、打击的手段与部位等因素人手进行分析和判断。本案被告人和被害人平时关系非常好,又是在过年同乡欢聚一起饮酒打麻将的时候,因酒后小事争吵才打了被害人左面部一拳,又推了被害人的右肩部一掌。因此,被告人在实施拳打掌推行为时是不可能希望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的。但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其应当预见这种结果可能发生而没有预见,因此其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的发生是有过失的。被告人在推打被害人时具有伤害的故意,但对因此导致被害人头撞门框,进而跌倒死亡却是过失的。在这种复杂罪过形式中,虽然故意罪过所引起的危害结果轻于过失罪过引起的危害结果,但综合整个犯罪构成来看,故意罪过是主要的,过失罪过是次要的,因此,只能根据故意罪过确定其为故意犯罪。因此,对本案被告人应以故意伤害(致死)罪定罪量刑。

在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要按照证明标准构建证据体系:一是充分预测案件辩论焦点问题,以补充侦查、自行复核等方法强化证据体系。公安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一般会将案件焦点问题集中于行为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上,但是有的对于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缺乏调取证据意识。公诉人要充分利用退查、自查方法,围绕逃逸、致死、因果关系、介入因素等方面展开补充证据的工作。二是明确认定事实的证据标准、适用法律的法理标准,梳理出完整的证据体系,明确认定法定情节的法律依据。如,行为人是否属于逃逸,是以驶离现场的远近距离为标准,还是以驶离现场的距离是否使救助被害人客观不能为标准。介入因素阻断因果关系的判断,是以一般介入因素均阻断因果关系为标准,还是仅有异常介入因素才阻断因果关系。在办案过程中,公诉人应当旗帜鲜明地提出上述标准。

(执笔: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谢建华审编:杜伟夫)

此外,检察机关要将庭审讯问与举证相互结合,证明犯罪。对于被告人当庭辩解违背常理部分,无需追求被告人当庭改变供述而承认公诉人的指控,尤其对于要求被告人作出评价的供述,在庭审讯问时能够明确被告人客观行为构成即可,待举证环节可以综合全案证据进行证明。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3年第1辑(总第30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5页。

(作者单位: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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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评案

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具体情形要素

□田宏杰

对于逃逸的认定,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仅在客观上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离开现场的行为,而且能够证明行为人在主观上离开现场是基于逃避法律责任追究。

并非所有介入因素都导致因果关系阻断,只有异常介入因素才阻断因果关系。判断是否属于异常介入因素的标准是行为人能否认识到介入因素发生可能性。

无论是情节加重犯还是结果加重犯,都须以基本犯罪的成立即交通肇事行为的有罪性为必要前提。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不仅在实践中常见多发,而且理论争议不断,实务困惑众多,其中尤以“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与适用为甚。司法实践中,对于逃逸致人死亡认定的主要疑难问题有:一是行为人躲在事故现场附近,能否认定为“逃逸”;二是被害人死于第三人的车轮之下,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是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有何具体要求?在此,以刑法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为据,结合刑法原理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研析,以回应实务部门的期待,并就教于学界同仁。

【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之逃逸的理解】

何为“逃逸”?对此,学者们观点不一。有学者立足于“逃避救助被害人说”立场,主张“逃逸”是指逃避救助被害人的义务,只要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不救助被害人,即可认定为逃逸;也有学者主张“逃避法律追究和逃避救助被害人说”,认为行为人满足了“履行抢救义务”或“不逃跑”中任何一个行为,就应认定其不符合“逃逸”的要求。而从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选编的案例如“周立杰交通肇事案”“钱竹平交通肇事案”和“孙贤玉交通肇事案”“邵勤志交通肇事案”的判决来看,审判机关又显然是将“逃避法律追究或逃避救助义务”作为逃逸的本质,认为“刑法把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对肇事人加重处罚的情节,意在避免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遭受二次伤害,促使肇事人履行救助义务”。所以,结合立法原意,“只有肇事人同时具备‘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和肇事后‘立即投案’这两个要件,肇事人离开现场才不构成‘逃逸’。”

上述主张,本无优劣之分,实有帮助厘清分歧、推动共识达成之效。其中,“逃避救助被害人说”以及与其相关的“逃避法律追究和逃避救助被害人说”等,形式上以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对肇事者规定的义务为依据,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行为人肇事后虽留在事故现场,却对被害人不予救助,此种情形如果也认定为肇事后逃逸,无疑与百姓的常识、常情、常理不合。而在交通肇事虽然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但并未发生人员伤亡的情形下,行为人并无救助被害人之义务需要履行,但却仍有法律责任需要承担,如行为人为逃避民事责任的承担或刑事责任的追诉而逃离事故现场,依据“逃避救助义务说”,难道应当排除逃逸的成立吗?当然不能。正是囿于此,不仅道路交通安全法未将逃避履行救助义务的行为规定为“逃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更是在第3条明确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所以,实践中对于逃逸的认定,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仅在客观上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有离开现场的行为,而且在主观上必须能够证明行为人离开现场的目的在于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至于行为人逃离事故现场的远近,是否对被害人予以救助等,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但对于逃逸的认定不产生影响。

【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之因果关系的认定】

所谓“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被害人的死亡与肇事者的逃逸之间必须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仅在时间序列上必须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实施在先,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发生在后,而且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必须为肇事者的逃逸行为合乎规律地引起,而不是被害人自己或者其他人的行为所导致。但是,现实案件的形形色色和纷繁复杂,并不都与立法规定和理论设定完全契合,对于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实践中的难题常常在于:在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介入的第三人行为、动物活动或者自然事件等因素,且死亡结果由介入因素单独或者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共同造成,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因此而发生因果关系的阻断?对此,不仅理论上众说纷纭,而且实践中认定不一。

其实,并非所有的介入因素均能阻断法律因果关系的进程。只有超出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预见能力的异常因素的介入,才得在法律上阻断因果关系的进程。如果介入因素的发生和介入,是行为人在行为时已经预见或者能够基于社会普遍经验法则所合理预见的现象,则系正常介入因素,不能中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预见”,只要行为人对于介入因素的发生和介入有所预见或者能够预见即为已足,并不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在介入因素的影响下所发生的“精确过程”或“具体机制”必须预见。这是因为,刑事责任的本质是刑法对于否定刑法致力于保障的民商法或行政法规范及其调整的法益之违法行为的再次否定,只有在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可以预见的情况下,才能表明行为人对规范及其所保护的法益的否定或漠视,才能对其予以法律上的谴责和刑事责任的追究,否则,不仅有违刑法正当性的要求,而且有悖刑事责任的本质。这就是判断法律因果关系的合理可预见性原则。

在肇事后下车查看,发现被害人躺在马路中间不能自救,且当时来往车辆较多等情况下,对有着正常思维的行为人来说,合理预见被害人极有可能再次被来往车辆碾压的情况是完全可能的,而事实的发展也进一步印证了这点,所以,第三人的碾压行为虽然介入到行为人的肇事后逃逸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进程,但从案发的时间、地点、环境、被害人的情状来看,此介入因素的发生和介入在行为人合理预见的能力范围之内,因而并不能阻断行为人的肇事逃逸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之基础犯罪的强调】

按照《解释》第5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对于被害人因行为人逃逸而被第三人碾压死亡的情形,司法实践中通常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结果加重的规定处理。但是,笔者认为,应该尝试运用另一思路考量上述情形。

在刑法第133条对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中,立法不仅规定了3种犯罪构成,即第1段的基本犯罪构成、第2段的情节加重犯构成和第3段的结果加重犯构成,而且配置了相应不同的法定刑幅度,分别是:⑴交通肇事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⑵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⑶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众所周知,无论是情节加重犯还是结果加重犯,都须以基本犯罪的成立即交通肇事行为的有罪性为必要前提。在基本犯罪不能成立的情况下,自无情节加重犯和结果加重犯成立的法律空间,否则,即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加重犯理论的违反。而作为过失犯罪,交通肇事罪的成立,除须具备法定的四个构成要件外,还必须达到“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程度。在行为人对交通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的情况下,《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严重后果是指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不能赔偿的公共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因之,在“交通肇事致一人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即行为未达到上述数量或数额标准的情况下,但行为人同时具有逃逸即“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等情节的,根据《解释》第2条第2款的规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而不是以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犯处罚。

不仅如此,《解释》第3条关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规定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明确指明逃逸的本质是“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后,特别限定了逃逸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㈠至㈤项规定的情形之一”,详言之,只有在交通肇事构成犯罪的基础上,才有逃逸成立的可能。

具体就被害人因行为人逃逸而被第三人碾压死亡的情形而言,满足交通肇事罪基本定罪标准的结果只有一个,即被害人的死亡。按照对一个死亡结果只能作一次刑法评价的原则,在该死亡结果已作为基本犯罪成立结果予以刑法评价后,上述情形其实属于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犯,即在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的基础上,符合刑法第133条第2段“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情节加重构成。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严重超载驾驶的;

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第三条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第五条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案例链接

案例一: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是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是故意杀人罪?

基本案情:被告人杨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一辆小型汽车,将驾驶无牌电动车同向行驶的周某撞倒。事发后,杨某下车查看,发现周某倒地不能动弹,嘴部流血。杨某未报警施救,调转车头逃逸。后周某又被途经该处杨某某驾驶的汽车碾压。随后,路人叶某等人拨打120急救电话和报警电话。医生赶赴现场后确认周某已死亡。经某交通大队认定,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

实务观点:行为人虽然只顾自己逃跑而将被害人置于危险境地,但其主观上并无追求被害人死亡的直接故意,客观上亦无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积极作为,如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进行隐匿或者遗弃等,因而其行为仍然属于刑法第133条的评价范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是一种结果加重犯的立法方式,处罚上包含间接故意杀人的情形。虽然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在一定条件下符合间接故意杀人的构成要件,但相对于刑法第232条而言,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是特别法,应优先适用。

案例二:醉酒驾驶肇事后将被害人拖行致死,能否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基本案情:陆某酒后驾驶汽车撞到同向骑自行车的被害人申某,致申某跌坐于汽车前方。陆某停车后,因害怕酒后驾车被查处,又启动汽车前行,将申某及骑自行车拖拽于汽车车身之下。陆某在意识到车下可能有人的情况下仍未停车,将申某及其自行车拖行150余米后甩离车体后继续驾车逃离。被害人因严重颅脑损伤合并创伤性休克,于次日死亡。经鉴定,陆某血液酒精含量为163毫克/100毫升,属醉酒状态。

实务观点:行为人将被害人撞倒后,为逃离现场,驾车冲撞、碾压、拖拽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的,其行为具有连续性,对此,需要结合行为人的醉酒程度、现场的环境等因素综合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

区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要点之一在于判断行为人实施了交通肇事一个行为还是交通肇事和故意杀人两个行为。

区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另一要点是判断行为人能否认识到其行为的性质。对于酒后驾驶者,需要判断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到酒精的影响程度,需要判断行为人对其杀人行为是否有认识。

根据后行为吸收先行为、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刑法原理,对此可作为吸收犯,以一罪论处。

案例三:明知自己行为导致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基本案情:被告人伊某驾驶轿车,沿公路由北向南行驶,将前方聂某驾驶的摩托车撞倒,造成乘坐摩托车人周某死亡,聂某受伤。肇事后,伊某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经法医鉴定:周某是被运动中的钝性物体作用颅脑损伤死亡。

实务观点:认定交通肇事逃逸,要全面充分考虑行为人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因素,把行为人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虑。行为人在逃逸时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这是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因素,否则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只能认定其构成一般交通肇事罪。逃逸的目的是逃避法律追究,这是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一个重要因素。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不应仅限于“逃离事故现场”,也包括事后逃逸,如将受害人送往医院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离开等情形。

陈赛 田宏杰 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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