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董事可否授权给人工智能,公司遵守法律和道德以及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

2019年11月14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公司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理论 公司治理 [ 导语 ] 我国2005年修正《公司法》第5条将“社会责任”正式写进了法律,2017年《民法总则》第86条进一步将“社会责任”提升到民法典总则地位。然而,这一高尚的法律政治理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落实?依然没有达成共识。清华大学法学院施天涛教授在《第5条的理想与现实:公司社会责任何以实施?》一文中,将公司社会责任的考察限定于公司法范畴内,并提出公司法可以并仅在“公司守法”“治理结构”“商业决策”“社会披露”四方面落实社会责任。 一、我国法律关于社会责任的规定及其解读

目前,人工智能对公司法的挑战相对不大,主要体现在辅助董事决策的角色。公司法应当予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董事可否将部分职权授予人工智能以及董事是否负有聘请人工智能的义务。而当人工智能发展到强人工智能阶段,具有模拟人类思维之时,将可能对公司法造成巨大的挑战。公司法应当未雨绸缪,作出一系列的制度思考与应对。

这本书的全名是《理解公司——产权、激励与治理》,作者张维迎。本书主要内容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公司治理结构,当中涉及了较多微观经济学和公司法的内容,并穿插了诸多应用和案例分析,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籍。

我国《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国《民法总则》第86条规定:“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就二者的相同之处而言,有如下几点:

人工智能的出现,会给公司带来什么影响。比如,人工智能可以充当投资者或公司股东本身(或者为股东决策提供协助),也可以充当劳动力,成为公司雇员。当人工智能本身成为投资者时,其所作出的决定相对单一:或者支持,或者反对。当人工智能充当公司雇员时,其所要应对的是人工智能作为劳动者的身份与地位的认定、对公司工作任务与规划的冲击与瓦解以及工作中可能产生的责任纠纷。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涉及劳动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其他部门法,已远远超出公司法所能规制范围。这里,讨论人工智能对公司法的挑战,主要探讨其与公司董事之间的关系,分析引发的冲击及其应对之道。

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况:

首先,二法同时将“社会责任”明确地写进了法律,且表述逻辑一致。从我国的立法目的和公司社会责任应有的涵义来看,该条最后的“社会责任”既包括前面的列举,又有其自身的内涵。公司遵守法律和道德以及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本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前后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然而,这种罗列又是不完全的,如我国《公司法》关于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和对职工利益的保护同样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但《公司法》第5条却没有明示列举。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一层含义只能透过“社会责任”本身内涵和公司法的立法目的予以解读。

作为辅助董事的人工智能已是公司法面临的问题

公司治理结构是所有企业参与人及其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董事、经理人、员工、债权人、客户、供货商、所在地居民、政府等)之间的关系;

其次,二法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设置的前提均为“公司从事经营活动”。从文义上看,公司的经营活动是指公司从事以营利为目的之具体商业活动,对应的是考核管理者行为的受信义务标准。对“公司从事经营行为”的解读应该根据立法目的进行扩张解释,使其能够囊括公司社会责任的固有内涵。

人工智能已在诸多领域达到甚至超越人类的智力水平,人工智能为公司董事的决策提供参谋辅助也不再是空中楼阁。甚至于,人工智能因其本身无情感的“中立”地位,依据事先设置的算法与程序,更能为公司提供不夹带任何私利的意见。人工智能为董事决策提供辅助意见已非天马行空。在公司法视野里,这意味着产生两大挑战:一是公司董事可否授权给人工智能,让其代行处理本来应由董事所为之事。二是公司董事在一定条件下是否负有聘请人工智能提供决策咨询的义务。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涉及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合约,尽管合约可能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执行性;

再者,尽管二法在表述上不尽一致,但都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道德要求。《公司法》第5条的表述是:“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从公司社会责任角度说,主要指的应是社会公德。商业道德本是公司作为商人的应有操守,无须在公司社会责任名义下特别规范。《公司法》的许多规则本身就是将公司的商业道德法律化。诚实守信既可以是一般社会道德,也可以是商业道德,何须重复表述?

公司董事可否授权给人工智能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激励机制,也就是每个参与人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如何做出最优决策的问题,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最后,二法均提出了企业须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略有不同的是,公司法的表述多了“公众”二字,并无实质差异。

一般认为,董事应当履行亲自管理的义务,但很多国家同时规定了例外情形:新西兰、美国通过判例确认董事在必要时可将部分管理权能授予经理;瑞士公司法仅禁止董事将公司关键性管理权授予他人;英国公司法规定在不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况下,董事可在其认为适当时将权力授予任何个人或委员会。此规定的目的在于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维护公司利益。因此董事将部分管理权授予人工智能,让其代董事处理部分事务,本质上与其他自然人或委员会代为管理并无二致。

第一章:效率、信息与激励

二法规定最大的差异是,公司法规定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要求,而《民法总则》却没有规定。遵守法律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义务,《民法总则》却保持了沉默,令人难以理解。

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不得将任何涉及参与董事会讨论或行使董事会表决权的权力授予其他非董事的人。此外其他职能权力,董事可授予经理。然而董事会授权对象是否仅限于经理,取决于《公司法》第49条是否为强制性规定。若进行扩大解释,在章程没有其他规定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管理效率,应当允许董事授权给他人。如此一来,人工智能作为辅助董事的角色也将水到渠成。

帕累托效率和卡尔多效率是什么?帕累托最优状态:不存在另外一种可选择的状态使得没有任何人的处境变差而至少有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通俗说法:如果处于这种状态,除非损人,就不能利己)。卡尔多标准是总财富最大化标准。许多社会变革不是那种没有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总会使个别人受到损害,这时候就可以采取卡尔多标准进行评判,使社会总财富增长,并对受损的个别人进行补偿。

二、公司社会责任可执行情况考察

当人工智能作为董事辅助性角色不存在法律障碍的情况下,需要解决的另一问题是:如何从法律上确定因人工智能的辅助而导致的责任。我国公司法虽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其他私法领域,比如信托法中有类似的规定:受托人依法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

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应用?市场交易的效率、为什么要反垄断、竞争规则、生产效率、分工和专业化、合作和组织、企业重组、社会改革、婚姻家庭...(书中例子形象生动,在此不做展开)。总结:世界上不同现象背后可能都有一种共同的规律。

通过前文对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的解读,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关注的问题基本上已经明了。具体而言,从现有的理论与实践看,公司法应当而且仅在“公司守法”“治理结构”“商业决策”“社会披露”四方面落实社会责任。

当董事将职权授予人工智能处理相关事务时,董事当然也需承担相应的后果,具体包括:第一,在选任人工智能时,应当尽责了解相关信息,具备选任人工智能的相应知识储备和基本技术;第二,在人工智能工作期间,董事负有谨慎义务,确保提供给人工智能的数据准确无误,对输出结果也应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核;第三,应确保人工智能不会对公司管理造成重大损失,确保其运行安全顺畅,并保证定期维护。

外部性和科斯定理?外部性是指有人承担了他人行为引起的成本或者获得别人行为创造的收益,从而使得个人最优和社会最优的不一致。解决方案是使个人在边际上承担全部的社会成本和获得全部的社会收益,目的就是内部化决策的收益和成本,主要有两种措施:政府管制、征税或者补贴。科斯定理是指,只要产权界定是清楚的,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外部性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谈判解决,帕累托效率可以实现,并且最终的资源配置与初始的产权安排无关。

公司守法意义上的社会责任

董事是否有义务聘请人工智能

第二章:企业、企业家与公司治理

公司作为法人,其社会属性体现为遵守法律,反对机会主义。公司遵守法律主要是指公司须遵守公司法以外的外部法律。本来这些外部强制责任应在特殊领域以特别法方式落实,不能直接诉诸于公司法。现在通过公司守法义务的设置,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内、外部法律脱节的问题,至少建立起了连接关系。将外部法律内化为公司守法义务,能够解决内部法律难以解决的问题。

根据公司法原理,董事作为受托人,负有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的义务,包括董事需在决策之前获得最为充分的信息与分析。英国规定董事必须以他善意地认为为了公司整体而将最大可能地促进公司成功的方式行事;在美国,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已成各州公司法普适性原则之一;我国公司法即便没有明确提出董事负有为公司利益行事之义务,但禁止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忠实义务所对应的不得有利益冲突以及勤勉所对应的谨慎和注意,无疑也是围绕着公司利益而展开。总体也呈现出董事须为公司利益最大化而行为这一潜在含义。

什么是企业?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可以由生产技术来刻画,是生产函数的实现者和载体。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是契约关系的联结点,它代表的是一系列成文与不成文的合同。第二种观点看起来更加符合现实,它使得我们的目光得以转向企业的内部,更加具体和深入地分析企业中人的积极性问题。

公司治理结构意义上的社会责任

美国对董事注意义务明确作出规定,将“充分的知悉”列入其中,德国的“细心”要求,英国的“具备一般知识或技能”,实质上都要求董事在决策之前需充分地知悉相关信息,否则可能违反注意义务。在当前要求董事负有聘请人工智能提供决策参考的义务过于超前,但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于某些特定行业的公司而言,董事负有此种义务的日子或许并不遥远。

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财产所有权,又可以称为产权,是指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企业的所有权是指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若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考察,无非在三个层面嵌入或践行公司社会责任要素:

作为董事的人工智能并非不可能的想象

从契约的角度来看,企业和市场的区别在哪里?企业是用要素市场来代替产品市场,因为要素市场比产品市场有效率。这两种契约在三个方面有重要的区别:合同的时限;合同的完备程度;是否存在权威。

一是改革股东投票机制和利用股东提案制度改善公司治理。股东投票制的改革建议机构投资者依然采用“一股一票”,而普通股东则采取“一人一票”。但这种改革与公司法的股权平等原则、资本多数决原则等存在根本冲突。股东提案制则要求赋予少数股东股东提案权,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能否赋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

现代公司的起源和公司的两个法律特征?法人资格和有限责任。法人资格导致了所有权分离,将所有权分化为两个层次:股东集体拥有对公司的剩余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公司”对其名下的财产拥有“所有权”——前者是原生的,后者是派生的。有限责任体现在,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二是在董事会层面推行独立董事或者委员会制度。尽管目前尚未有设立社会责任委员会的做法,但董事会及其下设的专门委员会确实具有这方面的功能。

学术方面,吴汉东先生认为机器人不具备人之心性和灵性,也不能与具有人类智慧的自然人集合体相提并论,不足以取得独立的主体地位;也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有资格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义务,但由于人工智能承担行为能力的后果有限,应适用特殊的法律规范与侵权责任体系,其所具有的法律人格是有限的法律人格;更有学者认为,探讨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主体资格实际上显得多余,也毫无必要,因最终的责任承担者都是人。

第三章:股东导向、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价值最大化

三是实行民主管理,职工参加公司管理和决策。就职工参与公司管理决策而言,我国法律明确承认企业实行民主管理。

实践中,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发布《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提交动议建议“赋予复杂的自主机器人法律地位”,认定其为“电子人”并提出相应认定标准。虽然欧盟至今还未正式就人工智能通过有约束力的法律,但某些特定或符合设定标准的人工智能成为特定主体并非遥不可及。

经理人应该对谁负责?既然公司的经营决策影响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经理人就应该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不能只对股东——一部分利益相关者负责。但是,总结利益相关者模式,由于其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加总,从而使企业目标的确定上存在困难,同时无法使经理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其不适合作为公司治理的标准模式。

总体来说,改革公司治理结构以加强公司社会责任,在法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要防止过犹不及。在公司治理结构框架内实施公司社会责任,存在着很强的法政策考量,需要平衡考虑公司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应。譬如,如过分强调职工在公司治理中的决策地位和福利特权,可能会使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降低企业的竞争能力。

人工智能成为董事的法律障碍

现实世界中,大量观察到的是企业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股东主导模式成为现实中流行的模式表明,股东价值最大化体现了风险和收益对应的原则。与利益相关者模式相比,股东主导模式更有利于降低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所导致的代理成本,更有效率。此外,在合同收益具有风险的情况下,存在状态依存所有权,企业的控制权可能从股东转移到债权人。

商业决策意义上的公司社会责任

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公司董事,首先应解决非自然人可否成为公司董事这一前置性问题。公司法并没有明确禁止非自然人担任公司董事。然而,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五种情形均是针对自然人而言,这似乎排除了非自然人担任公司董事的可能性。证监会颁发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95条也直截了当地规定“公司董事为自然人”。实践中,公司设立登记或董事变更登记时,工商管理机关都会要求提交董事身份证等个人证件。

第四章:代理成本、控制权收益与公司融资决策

在公司正常运行状态下或者一般性经营活动中,股东利益与非股东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原则上,董事、高管无须对其他非股东成员承担“多重受信义务”。但在如下特殊情况,董事、高管可能需要对其他非股东成员承担受信义务。

然而有学者指出,法人董事在我国实际上已存在,很多公司控股股东已成为事实上的董事,或董事已被其操控,本质上而言这已是法人在行使董事的职权,因此应当从立法上明确允许法人担任董事。一些散落于各部门法的条款也闪烁着法人董事的身影。比如中外合营者一方可担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甚至公司法本身关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委派规定以及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择代表人担任董事的规定,也实质上从另一侧面认可了法人董事。而在域外,大多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承认法人董事,如法国、英国,我国台湾地区也允许政府或法人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可担任公司董事,承认法人董事乃大势所趋。而一旦允许法人担任董事,人工智能担任董事的公司法障碍也就自然消除了。

所谓代理成本,简单地说是指因有关各方的利益冲突而发生的费用。对企业融资活动来说,主要的利益冲突可归为两类:一是股东和企业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二是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如果没有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这些利益冲突都可以通过合约来解决,不会形成代理成本。

一是在企业破产或处于破产状态时,董事、高管须对公司债权人承担受信义务。因为此时公司财产已转换为保障债权人获受清偿的责任财产。

对公司法理论与规范的挑战

对股权代理成本的研究可得到两个结论:一是外部股票占比越大,代理成本就越高,企业也就越不值钱;二是外部股份越分散,监督成本就越高,代理成本也就越高,企业也就越不值钱。而对债权融资来说,借债的代理成本最后仍要由股东来承担,使得企业家有积极性事先对债权人做出承诺不投资风险高的项目。

二是在像收购与防御这样的结构性决策中,重点要关注董事、高管自身与股东以及其他非股东成员的利益冲突。在结构性决策中,需要注意公司董事、高管的微妙心态。管理者知道一旦收购成功,收购者极有可能替换或者开除他们,此时明显存在利益冲突。此外,管理者也可能利用对非股东成员利益的威胁作为掩饰,以代表利益相关者为名,行自我利益之实。因此,在结构性交易中,利益冲突主要存在于管理者与股东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

此外,人工智能担任董事也对公司法理论产生挑战。

最优的融资顺序要由融资工具对信息的敏感程度来决定,即对信息最不敏感的融资工具应该先使用,因此合适的顺序为:内部的留存收益、固定利率的债券、优先股、普通股。这一结论符合西方企业融资的实际状况,但在我国却正好相反,越是增资扩股,股票价格反而越涨。这主要是因为,在上市额度制下,企业占据的上市指标会形成所谓的“壳资源”,这种价值可以理解为经济学所讲的“租”(股票市场是一个“寻租场”),但随着市场自由化的加快,“租”将变得越来越小,股票价值终究会回到企业的价值。

另外,捐赠行为须受到受信义务的审查。首先,公司捐赠作为管理者的决策行为须受到商业判断规则的审查,即管理层是否善意、对捐赠事实是否了解、以及是否为了公司最佳利益。其次,受信义务还需审查董事、高管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是否满足公平标准要求,如“合理数额”审查。

一是代理成本理论的撼动。代理成本理论认为公司治理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这种利益冲突根源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得管理者会投机取巧、牟取私利。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假公济私,降低公司价值,产生代理成本。由于人工智能本身不可能损公肥私,基于传统代理成本所搭建的公司治理架构以及公司法规则也须重构。

第五章:公司法、诚信责任与业务判断规则

公司社会责任与信息披露义务

二是决策风险的可控性。由人工智能担任董事,通过对代码与算法的设计,完全可以对决策或投资的风险进行提前设置,也就可以提前实现对决策风险的把控,故此,公司法也无须担忧董事的过度激进或过度保守的行为会否影响公司的未来,进而也无须设置与此相关的规则来鼓励或约束董事行为。

公司的治理结构,可以将其看作一个契约的集合,所有这些契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式契约;另一类是非正式契约。公司法是一个通用性的合约,类似一个度量衡。公司的契约性质,决定了公司法必须给当事人留下足够多讨价还价的自由。

社会问责与社会透明方案主张,上市公司应就其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出的努力予以披露,包括人力、财力投入状况等,即关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政策和践行的社会报告。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是落实我国《公司法》和《民法总则》要求的“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需要讨论的问题是:

三是激励机制的取消。激励机制促使董事与股东利益趋向一致,通过对董事赋予股权激励或其他激励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有效降低董事假公济私的可能性。然而人工智能无金钱概念,与绩效要求相关的规定对其也无用,公司法就此也需进行一定的调整。

什么是诚信责任?诚信责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忠诚义务,即如果董事在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股东的利益为优先;另一类是勤勉义务,就是必须尽心尽力,尽到足够的注意力、足够的谨慎。诚信责任是一种事后监督。

第一,社会责任披露应是强制要求还是自愿履行?我国目前对社会责任的披露政策是自愿原则,毕竟披露有其成本的。但强制社会报告也不妨先在一些样板企业和重点企业进行试验,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

四是董事义务的修正。通过代码与算法的设置,人工智能董事完全可以避免利益冲突,忠实义务也失去规范价值。而注意义务主要强调董事决策的善意与信息知悉,人工智能董事必然为善意,重点在于决策的输出乃基于充分的信息。因此,应当根据特定行业相应设计代码与算法,确保人工智能董事在决策时,可以形成符合注意义务的相关决策。这也意味着,公司法应当强调人工智能董事的注意义务,并且通过多方面(包括人工智能生产商、供货商和系统设计者等)的有效规制来确保该注意义务的遵守。

什么是业务判断规则?业务判断规则,实际是保护董事、经理人决策权威的,有了这个规则,法院在判决时就非常谨慎,除非发现董事有明显过失。

第二,社会报告需要披露何种信息,披露要求是什么?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应在二个方面予以加强:其一,就披露内容而言,应强化披露:上市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关系;与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直接相关的情况,如环境法律与政策的执行情况、消费者保护情况、劳动关系的处理等。其二,就披露的法律要求而言,应满足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要求。

五是事后救济转变为事前预防。人工智能并非自然人或法人,难以用肉体惩罚或金钱制裁,传统公司法以事后救济为核心的规则框架,显然无法适用。公司法规则应转变为事前预防,由原定的法律转化为代码,以抽象的代码取代特定场景下的具体行为规制,以有效迎接人工智能的挑战。

第六章:市场竞争、信誉机制及中介机构

文献链接:《公司法第5条的理想与现实:公司社会责任何以实施?》

六是公权渗透的潜在风险。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统筹规划,事实上,业界人士也在呼吁国家干预,从国家战略层面制定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路线图,以避免重复和无序研究,实现全球人工智能的引领地位。一旦公权机关介入人工智能的算法,则公司的人工智能董事可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国家控制。如若国家通过算法实现对人工智能董事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公司存在被国家控制的潜在可能性。

经理人管理企业有所谓的代理成本问题,但市场竞争越激烈,经理人偷懒的空间就越小。这里的市场竞争主要指三个方面的竞争:一是产品市场;二是资本市场;三是经理人市场。

[ 参考文献 ]

总体来说,人工智能对公司法的挑战相对不大,主要体现在辅助董事决策的角色,公司法应当予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董事可否将部分职权授予人工智能以及董事是否负有聘请人工智能的义务。而当人工智能发展到强人工智能阶段,具有模拟人类思维之时,其将对公司法造成巨大的挑战。

解决搭便车问题,大致有三种方法:一是接管后稀释股票的价值,比如通过关联交易把公司的资产出售给关联企业;二是在接管之前积累足够的股票;三是对小股东的强制性收购,比如我国对30%股份以上的敌意收购可以要求相同价格全部收购。

本文选编自施天涛:《公司法第5条的理想与现实:公司社会责任何以实施?》,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5期。施天涛,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这并非异想天开。正如美国人工智能专家拉塞尔和诺维格所言:“看来人工智能领域的大规模成功——创造出人类级别乃至更高的智能——将会改变大多数人类的生活,我们工作和娱乐的真正本质将会被改变。我们对于智能、意识和人类未来命运的观点也会如此。在此层次上,人工智能系统会对人类的自主性、自由乃至生存造成更为直接的威胁。”如发展至这一阶段,则人工智能成为独立个体的董事,并非不可能。故此,公司法应当未雨绸缪,作出一系列的制度思考与应对,争取在最好的时代,运筹帷幄,防止最坏时代的出现。( 作者:林少伟,西南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律研究院区块链研究中心主任;来源:经济参考报)

经理人市场如何实现对经理人行为的约束?在竞争的经理人市场上,经理人与整个市场之间进行的是一个重复博弈,经理人对自身信誉(决定其市场价值)的关心足以诱使他为股东努力工作。为什么我国的经理人市场难以形成?这主要是一个产权制度和所有权制度的问题,我国大量的国有企业没有人会为经理人定价,没有合理的价格也就难以形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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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管制与信誉建立之间的关系,两者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政府管制过高,为什么会使信誉下降?第一,管制越多,政府自由裁量权越大,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越可能追求短期行为;第二,管制创造垄断租金,获得审批的企业没有积极性讲信誉;第三,管制引起腐败。另外,如果政府管制效率不高,也有可能政府管制越多,企业越不讲信誉,最后到达“只有管制,没有信誉”的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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