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衡平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迎来一轮深层改革

2019年12月16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侵权责任 公司法 公司人格否认 [ 导语 ] 随着2005年《公司法》的修改,有关我国公司法制度上是否应当引进以及该如何引进源于英美判例法的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争论,似乎已经尘埃落定。国内几乎所有公司法学者都认为我国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就是对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规定,有学者甚至评价认为,我国公司法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上升为成文法,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大陆法思维,我国立法者有着足够的睿智和勇气,把这一制度写入成文法本身就是一大创举,是我国公司法对世界公司法的巨大贡献。在国外,揭开公司面纱规则虽历经数十载,但始终未能清晰展现其全部内涵,以至于被美国法官感叹为“整个问题都笼罩在比喻的迷雾之中”,却被我们国家的公司法用寥寥数语概括之,并以成文法的方式,在公司法总则中进行规定,确实是“一大创举”。但是,当我们将自己的揭开公司面纱规则与英美法国家的规定比较后又会发现两者似乎并不相同,我们国家公司法上的规定更像是在演绎了侵权法规范而制定的特殊条款。 一、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法律属性

一、背景

2013至2014年,在“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的政策目标下,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迎来一轮深层改革,原有的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变更为认缴登记制,且注册资本登记的实质性限制如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和期限等基本得以取消,仅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

传统上,经登记的实缴注册资本既是判断公司信用的初步标尺,也被作为公司清偿能力的兜底参考——尽管经常失真。而在资本登记新规的时代,注册资本的前述功能价值必然大打折扣。在此背景下,现行法律规范下可资利用的变通救济途径——当公司(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或恶化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向第三人进行追索——实用价值得以凸显。

前述追索规则主要源于《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和若干司法解释,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三)》(以下分别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三”)。依据其法理和事实基础,大致可分为四类:1.基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1],2.基于资产信用的催收权、追偿权,具体涉及股东瑕疵出资、抽逃出资行为[2],及公司解散时的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规定[3]等,3.基于清算义务人或清算组成员不履行或瑕疵履行清算义务[4],4.基于中介机构履行义务瑕疵[5]。

以上几类规则中,法人人格否认在理论和实务领域均备受重视。本文拟结合法人人格否认司法适用的历史和现实,对应用该规则的条件、方法、效果等进行归纳、综述,供实践参考。

公司法人同时应该要履行公司法的规定,并且还要对公司负责,那么公司人格在否认制度的情况下,相关的法条规定是怎样的呢?根据有关的说法,公司股东应当遵守相关的法律章程,并且不能做损害公司的利益。

“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是源于美国的公司法审判中的一项重要规则,在英美判例法上亦称为“刺穿法人面纱”,德国公司判例法将相似规则称为“直索责任”,日本法上称为“法人人格否认”,我国学者习惯称之为“公司人格否认”。无论称谓如何,学者一般认为该规则的含义是在具体的合同或侵权纠纷案件中,法官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本着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认定公司和股东实为同一主体,并判令股东承担公司的债务和责任。换言之,强使公司股东向公司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击破有限责任对公司股东的特别保护。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在大陆法系,该项规则都是作为司法判例中维系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 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在本质上属于衡平性规则 衡平性规则是在法律的一般规定与具体事实产生不相宜时,授权法官背离法律的字面规定,而根据法律的目的进行裁判的规定。衡平就是在法律规定僵化而不能适应社会需要时,对之进行补救的一种特别方法。它将既有的法律规范看作是有缺陷的,必须确立相对立的另外一种法律规范,在既有的法律规范出现缺陷时,对其加以补正。从产生历史和法律角度来看,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正是运用衡平方法矫正股东有限责任制度不合正当性的产物。股东有限责任是重要的公司法制度,是支撑现代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被学者誉为“现代公司法律之基石”。有限公司制度的存在,使人类能够聚集起对这个世界进行经济征服所需要的财富和人力,去实现任何单个资本难以达到的经济目标。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认为:“大规模的生产在技术上是效率高的,而对投资者而言,大公司也是一种分摊经营风险的有利方式。如果不具备有限的责任和公司的形式,社会就不可能得到相互竞争的大公司所带来的利益,因为,大量的资本就不会被吸引到大公司那里,从而就不可能得到大公司所生产的各种各样相互竞争的产品,不可能有风险的分摊,也不可能最好地大规模地对科研成果加以利用。”也有学者对立法何以对股东提供有限责任特别保护的正当性进行了阐述,认为“一方面,制定法规定股东承担有限责任,这主要基于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营业活动的事实。按照企业所有和企业经营分离的思想,公司管理事务授权给公司董事或经理,自己退出公司事务的管理,公司遂成为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隔离墙。在两权分离机制下,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不与公司相对人直接交易,亦不对公司相对人承担责任,因此,免去股东承担个人责任具有充分的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免去股东对公司承担个人责任,将提高股东投资的安全性,这必将鼓励公众投资,进而提升公司的融资能力。”但是,股东有限责任毕竟是以将某些损失和风险转嫁给公司相对人的具有特权机能的一项法律安排,是立法者提供给公司股东的特殊保护制度,运用不当有可能会损及公司相对人利益,甚至还可能沦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工具。因此,在承认股东有限责任为一般原则的前提下,为了弥补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在特殊情形下的缺陷,英美判例法创设了揭开公司面纱规则。作为衡平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矫正了股东有限责任在个别场合下失之正义的场合,成为沟通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桥梁。 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在规范适用上属于裁判性规则 揭开公司面纱并非立法预设而是一种事后的司法救济,是针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事后规制手段,主要运用于司法判例中,法院运用公权力,对失衡的公司利益关系进行事后的强制调整。因此,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属于裁判规范,不是行为规范或者一般法律规范。如学者黄茂荣所言,法条或者法律规定之意旨,若在要求受规范之人取向于它们而为行为,则它们便是行为规范;法条或者法律规定之意旨,若在要求裁判法律上争端之人或者机关,以它们为裁判之标准进行裁判,则它们便是裁判规范。法律规定属于规范性判断,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不是也不能针对某个既定主体或既定生活事实而发,而是必须针对受其规范的时空之内、不特定的一切主体和生活事实而发。在将一般法律规范运用到具体案件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这就需要法官根据一般法律规范乃至公平精神来诠释制定法,甚至还要创造性地适用法律,由此而形成的将法律规范指向掌握纠纷裁判权力的机关或者个人时,就形成了裁判规范。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法官所发现的法律是判案的直接依据,我们把其称为裁判规范,而裁判规范与立法者用成文法所表达的法律规范是由区别的。裁判规范一方面来自成文法规范,但其中又包含着法官发现法律的过程与结果。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就是境外法官将制定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时发现的重要裁判依据,我们很难将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形式多样的裁判规则予以抽象,以成文法的方式形成一般性的规范。正是因为揭开面纱规则的裁判性,使得即使是极力推崇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大量运用,但是几无以成文法的方式对揭开公司面纱规则进行一般性的规定。 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在具体适用上属于个案适用性规则 揭开公司面纱对公司人格的否认,不是全面、彻底、永久的否认,而仅仅是在具体案件中对公司人格的忽视。正如英美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公司形式所竖立起来的有限责任之墙上被钻了一个孔,但对于被钻孔之外的所有其他目的而言,这堵墙依然矗立着。揭开公司面纱的法律效力只适用于个案中的特定法律关系,而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和适用性。因此在某一具体合同或者侵权纠纷案件中,法官通过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有权驳回关于公司独立承担责任或者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的抗辩主张,责令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公司股东在此案中被责令承担连带责任,并不意味着股东在彼案也需承担连带责任,也不影响公司在其他情形中作为一个公司独立合法实体的继续存在。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这种个案适用性,阻却了揭开公司面纱判决的反射效。所谓裁决的反射效,是诉讼法上的概念,指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原则上仅仅拘束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不过当判决对于与当事人具有实体法上的特殊关系的第三人反射性地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判决的这种效力就被称为判决的反射效。比如甲公司设立乙公司的意图在于逃避甲公司的债务,由于甲公司提供给A销售商的货物具有质量问题,同时A销售商的货物在出售后构成了对顾客B的人身伤害。此时A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并向法院主张揭开公司面纱获得了胜诉,B也要求甲承担侵权责任。按照判决的反射效,在此情形下,B可以直接依据A的胜诉判决,要求揭开公司面纱,而无须对自己的主张重新在法庭上进行举证和质证。但是由于揭开公司面纱的个案适用性,B不能直接援引A胜诉判决的反射效,而只能重新进行揭开公司面纱的诉讼。诚然,揭开公司面纱的这种个案适用性,有可能在司法实践中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但是与维护股东有限责任这一现代公司法律之基石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及法律渊源

公司的法人人格独立及股东的有限责任,系公司法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构建和实践很大程度上促成现代公司制度发展、定型,随之而来的商业投资勃兴,成为19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制度基础之一。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美国法律学者巴特勒就此评价:“有限责任公司是当代最伟大的发明,其产生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蒸汽机和电的发明”[6]。

但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制度自创设之始,也伴随着公司股东违背诚信的滥用。借该规则掩护,侵占或转移公司财产、逃废公司债务等逃避或转嫁投资风险、侵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不一而足。作为对冲的“揭开公司面纱”和“法人人格否认”规则,通过司法实践先后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确立[7]。

一般认为,法人人格否认理论是“为阻止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8]。

1993年公司法颁布施行时没有涉及法人人格否认,但我国法律界对该制度的认知和实践也并未迟延太久。2003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曾公布《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下称“2003年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虽然该文件后来并未生效,但其内容集中反映了司法系统对公司法领域诸多重要问题的探索,其中第六部分标题即为“关于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足以反映当时基于公司债务对股东进行责任追溯的实例已经不少。2005年公司法修订,首开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成文法立法实例,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公司法的创举和该次修法的重要亮点之一。

现行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即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直接法律渊源。

一、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法条规定

二、揭开公司面纱规则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司法适用

现行公司法规定法人人格否认的条款原文,几近于抽象的法律原则描述。立法机关曾就此解释:“这里对公司法人人格否定的适用条件仅作出两项原则规定,主要是因为实际中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或者股东权利的情况很多,也很复杂,难以一一列举,在法律中确定适用的原则,主要是为司法机关提供具体适用法律的依据,具体情况可由司法机关认定和裁判”[9]。这种立法基调决定了该规则在实践中具有较为广阔的裁量空间,司法机关的观点及其演变可能对个案裁判结果产生明显影响。

(一)原告

综合多数理论观点及司法实践经验,法人人格否认条款所称“债权人”应包括基于各类民事关系(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形成之债的法律关系相对方,且也应包括劳动关系中的债权人(即劳动者)[10]。甚至有观点认为法人人格否认可适用于某些行政关系形成的债权,例如税务行政部门在税收征管中可籍此要求股东承担缴纳税款的责任[11]。

实践中有公司股东援引法人人格否认规则,主张公司其他(控股)股东按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承担责任。但无论考察该条款的文本,还是追溯制度目标,均可得出“债权人”不包括公司股东的结论。现行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较完备的股东退股(主张公司回购股权)、股东代表诉讼、股东直接诉讼等制度。针对控制股东滥用权利,侵害自身利益的情况,其他股东以援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为宜。

(二)被告

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股东,应为公司的控制股东,因仅有足以对公司施加实质影响和控制的股东,方可能滥用公司法人地位损害债权人利益。

就股东类型而言,应将法人股东与自然人股东作同等对待。因法人为法律拟制具有独立人格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只要从该主体的行为和其他案涉事实判断,可以认定存在法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情状,判令其承担责任并无障碍。

对于股权代持等情形下的实质股东或其他实际控制人,宜考虑通过对条文概念的扩张解释,纳入法条适用范围,允许债权人对其提起诉讼[12]。当前立法和实践中,已对诸如股权代持等行为给予较高宽容度,实际控制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得到较充分的权益保障,其也理当依法、诚信、适当行使股东权利。与其权益所受保护相应,实际控制人如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亦应承担不利后果。

此外,公司法司法解释二关于公司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或瑕疵履行清算义务的诸条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均直接将“实际控制人”列明,与“股东”作为并列的责任主体。而且,根据最高法院反复表达的明确观点,该司法解释第十八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与之类同)追究清算义务人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即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13]。虽然就清算义务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否可以法人人格否认为法理基础仍存争议[14],但对于该规则适用中可突破名义股东限制、追及实际控制人,则基本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

关于被告范围问题,另有两种更特殊的情形,即由债务人追及其关联公司,和由母公司(债务人)追及其子公司(即法人人格否认的反向适用),下文分别单独讨论。

(三)认定标准

法人人格否认(揭开公司面纱)规则通过法制先进国家的实践,积累了较多判例和经验法则,足资参考。且如前所述,出于实践需求,我国法院对该规则的研究借鉴由来已久。

2003年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一条规定,“因下列情形致使公司与其股东或者该公司与他公司难以区分,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公司的盈利与股东的收益不加区分,致使双方财务账目不清的;(二)公司与股东的资金混同,并持续地使用同一账户的;(三)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业务持续地混同,具体交易行为、交易方式、交易价格受同一控制股东支配或者操纵的”。

我国法院适用法人人格否认规则,对人格混同、公司形骸化的判定,迄今基本沿用前述原则,而关注的具体事实要点往往包括:股东与公司的财产混淆不分,在未经合法程序、未给付合理对价的条件下任意转移、交叉登记、转移占有法人财产;股东与公司的财务、印鉴公文混同,甚至共用财务账册和银行账户、代为保管使用公章等;股东与公司人员、机构不分(例如母子公司董事、管理人员、工作人员高度重合,共享内部职能部门)、业务不分(例如共同或相互代为订立、履行合同);外观表征混同(例如共用、混用企业名称/简称、商业标识、VI、网站、域名、宣传品或其他物料等);公司机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等)被架空,公司受实际控制人直接操纵。

但我国法院对“人格混同”认定的专注,也许反衬出对其他某些重要问题的忽视。

法人人格否认成立,公司股东所承担法律后果实为侵权责任,实践中应适用侵权责任认定的一般规则。考察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与“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并列为股东承责的必要条件。前一项显然是违法行为要件,而人格混同、公司形骸化充其量可作为公司独立人格丧失的客观表征,即前一项条件的下级判定要件之一。公司独立人格丧失的客观事实,是否必然表明存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尤其是在特定案件所涉事实范围内),其实尚需具体论证。进而,前述“滥用”与“逃避债务”之间,同样尚存待证的手段与目的关系。至于“严重损害”,更是另一个相对独立的上位要件。债权人所受损害是否“严重”应以何标准确定(例如,是仅解释为结果之严重,还是同样考虑手段之恶劣,客观上应以未受清偿额绝对值计,或结合不能受偿比例计,或考虑不能受偿对债权人经营、存续的影响等因素),以及讼争案件中债权人所遭受损害与控制股东的违法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至少都是该规则适用中应予考虑的事项。但根据对公开判例的分析,我国法院对前列诸问题,往往直接推定成立,甚至根本不予提及[15]。与之相比,国外司法判例对相应问题多有全面充分的关注和论述。从司法适当性角度,前述倾向存在探讨和改进余地,但对相关案件中的原告(债权人)而言,这却是可观的现实优势。

(四)举证

法人人格否认诉讼,一般应由作为原告的债权人负担举证责任。该举证责任本应比较沉重和繁杂,债权人需同时证明“股东实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并构成逃避债务”、“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及前述两种事实间具有因果关系。但如前所述,按司法实践现状,原告实际需要完成的举证责任可能大为限缩和减轻。

另外,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适用法人人格和有限责任滥用推定的规则:如果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身财产,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规定存在学理上的争议,但实务中则有利于原告。对一人公司,债权人可优先选择援用此特别条款,只需确认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之单一事实要件,即可直接向股东追索。与之相比,在法人人格否认的一般规则下,财产混同仅为综合判定“人格混同”的依据之一,两者要求相去甚远。更重要的是,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债权人不负有“财产混同”的证明义务,而由股东就公司财产独立进行举证。由于外部人员准确掌握公司财产状态和管理情况的难度通常较大,这种举证责任豁免对原告颇为有利。当然,如果债权人出于各种原因不欲援用此规定,其仍可根据事实条件,考虑依法人人格否认的一般规定(公司法二十条第三款)主张股东承责[16]。

(五)法律效果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一旦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确立,被诉的股东应就公司对债权人的全部债务,与公司连带承担清偿责任。

法人人格否认的制度目标系针对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予以突破有限责任的制裁,使公司法人的债权得以溯及违法股东,即以公司名义所负债务实质上等同于股东债务,故股东的责任范围及于该项债务全部[17]。

基于债的相对性原理,法人人格否认即使确立,其效力仅及于特定案件中债权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而不能当然适用于公司、股东与第三人间的其他法律关系,即其效力不具有绝对性和对世性。同样,债权人对特定股东的权利主张成立,效力也不能及于同一公司的其他股东。2003年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对前述原则均有明确表述,该文件第四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严格遵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仅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存在本规定所列的滥用公司人格的特定事由时,判令控制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民事责任”;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公司人格否认规则的,不得将对公司判决效力扩张适用于未参加诉讼的其他公司或者股东”。这些规则在实践中一直得到公认和遵循。

(六)规则适用的扩张

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揭开公司面纱)规则适用中,出现过要求子公司承担其股东(公司)债务,及否认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公司独立人格而将之视为一体的判例[18],均为该规则原初经典形态的扩张适用。

我国社会经济环境中,同一股东或一致行动人设立若干公司,一套人马几块牌子腾挪闪转的现象极为普遍,如果前述扩张具有适当的法理基础,在我国显然极具借鉴适用空间。但法人人格否认(揭开公司面纱)在其他国家一直通过判例传承和发展,法官在个案中易于通过对法理的归纳和推导、演绎,拓展其适用范围和方式;我国成文法却已明文规定该规则,反而可能成为扩张适用的掣肘。

不过,观察实践情况,我国法官在此问题上显然发挥了重要的主观能动性。

1.反向否认法人人格

反向否认法人人格的一般解释,是指因股东规避自身义务,滥用所控制公司的法人地位,特别是将自有财产转移至公司,而致自身清偿能力不足,法院通过否认公司独立性,要求公司以从股东不当取得的财产为限,对股东债务承担责任。

毫无意外,国内对此问题的探讨相当充分,不论学术研究或司法实务领域,多数观点对此持肯定态度。反向与正向否认法人人格的法理基础均是对抗滥用公司独立性违法行为。反向否认可能涉及对股东债权人和(子)公司债权人保护的衡平问题,但一定程度上可通过限制公司承责范围(例如前述以公司从股东不当取得的财产为限)来解决,在此不赘言。

应用反向否认法人人格原理的司法裁判实例亦不少见。近年被讨论较多的一个案例,是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的(2010)沈民二终字第264号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沈阳新东方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法院认为,该案所涉合同的订立、履行及结算,反映不出新东方公司的独立意思表示,该公司的经营活动处于不正常状态,其与惠天公司之间出现人员、经营管理、资金方面的混同,法人格已形骸化,实际是惠天公司的另一个自我;基于公司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存在股东与公司间人格混同;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自不待言,而公司也须为股东债务承担责任,应是法人格否认规定的应有之义;结合本案事实,新东方公司应对其股东惠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典型评论认为,该案中法院通过扩张解释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认定公司须为其股东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确认了反向否认法人人格的正当性[19]。

但从另一视角,就公司法第二十条的结构而言,其第一款为关于法人人格否认的一般性规定,股东违法行使权利、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情形均涵括在其规制范围内;而第三款系对该规则之一种经典、常见的具体适用条件的界定,包括反向否认在内的其他表现形式,同样可依此阐明适用条件和方法,而与第三款并列。故反向否认不是对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的扩张适用,而是在第一款涵摄之下对具体适用条件和方式的解释细化[20]。

2.追索关联公司

作为债务人的公司与并非其股东的其他关联公司(例如同一实际控制下的兄弟公司)之间,是否可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主张该关联公司对债务承担责任,亦为实务热点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10期公布的(2008)民二终字第55号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与四川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四川泰来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四川泰来娱乐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存在股权关系交叉、均为同一法人出资设立、由同一自然人担任各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关联公司,如果该法定代表人利用其对于上述多个公司的控制权,无视各公司的独立人格,随意处置、混淆各个公司的财产及债权债务关系,造成各个公司的人员、财产等无法区分的,该多个公司法人表面上虽然彼此独立,但实质上构成人格混同;因此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该多个公司法人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该案一审判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中,法院明显套用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表述(例如“滥用控制权”、“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等用语)及法律逻辑,但未直接援引该规定,而以《民法通则》第四条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则在说理部分淡化了一审法院关于实际控制人滥用对公司控制权和利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认定,仅强调表面上彼此独立的各(关联)公司实际构成人格混同,从而违背法人制度设立宗旨,违反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损害债权人利益,最终维持一审判决关于各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裁判结果。

最高法院2013年1月发布的指导案例15号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川交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生效裁判(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则明确指出:三个关联公司(均为该案被告)虽在工商登记部门登记为彼此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实际上相互之间界线模糊、人格混同,其中一个公司承担所有关联公司的债务却无力清偿,又使其他关联公司逃避巨额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上述行为违背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本质和危害结果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相当,故参照该款规定判令关联公司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比较以上两个案例的发布时间和裁判观点,较新的指导案例15号反映了司法机关认同在此类情形下类推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态度。从实践效果看,该案例基本统一了近年来法院处理同类问题的口径。

对前述案例的多数评论认为,由于被告的主体身份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制对象不同,表面看该规定并不具有直接的适用性,法院采用的处理方式实为类推适用,即“法律上缺乏处理系争案件的适当规范,法院比照与之类似案件应适用的规范加以解决”。

另外,有法官将此案型的法律推理思路分解为法人人格的正向否认与反向否认结合适用:第一步为通过正向否认,使责任由公司(债务人)导向股东,此过程中可能需对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股东”进行扩张解释(扩大到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第二步为反向否认,使责任由该股东导向其他受其控制的公司[21]。据此,同样认定被告应承担责任。该分析思路亦具有启发性及合理性。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确认,主要表现在该法第20条第1款和第3 款的规定。《公司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20条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通过对这一条款的审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即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公司股东,而不是经理等高管人员;行为人必须有逃避债务的行为;该逃避债务的行为必须是通过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方式来实现的,而非通过其他方式;逃避债务与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之间必须有因果关系;行为的受害者是债权人,而非其他股东或其他人;行为的后果是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等。

在我国《公司法》修订的过程中,对于是否引进并确认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曾存在着争议和分歧,这种争议和分歧甚至在立法机关最后一次征求意见时也未消除。一种观点认为,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源于英美法上的判例,难以用成文法来加以表述,建议立法不予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的公司实践中已经存在着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现象,应当为司法审判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特别是修订后的《公司法》大大降低了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额,并广泛承认了一人公司,作为交易安全的必要保障,也应当确认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立法机关最后采纳了后一种观点,在《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以成文法的方式,对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做出了规定。不过个人认为,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直接解释为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操作中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

四、结语

利用法人人格否认规则突破公司的有限责任,向股东进行债务追索,对公司债权人而言,是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时可资谋求的变通救济方式。

考虑到相关法理的深邃和实践的繁难,法人人格否认绝非一项内涵平实、外延清晰的法律制度。1926年,美国法官卡多佐在一个案件的法律意见中说,关于揭开公司面纱法理的适用,“仍被包裹于比喻的迷雾中”[22]。时至今日,这种状态恐怕仍无根本改变。

然而这样一项制度,却早在公司法施行不久即被积极译介进入国内,并于实务中广受关注。2003年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即予以专章(6个条目)规定,更不必说2005年公司法修订又率先以成文法确立其地位。我国法律界对该制度寄予的热情,无疑暗示着现实中法人人格被滥用的严重程度。与立法层面的积极推动相呼应,我国法院不但在实践中对该制度的适用规范删繁就简,而且通过对法律条文的扩张解释,进一步为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合力之下,法人人格否认在我国社会土壤和司法环境中毫无水土不服的迹象,从应有的天生高冷,化为现实的平易近人,应用实例层出不穷,且仍在不断创新发展。

伴随公司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公司信用基础的构建和评价体系已然发生巨变。在此背景下,对于债权人而言,包括法人人格否认在内的各种扩展或补充债务追偿手段,现实价值进一步提升。深入研究,未雨绸缪,或许有助于在适当时机祭出此类备用武器,争取柳暗花明的效果。


[1]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十三条。

[2]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3]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4]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款,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

[5]公司法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

[6]转引自王利明:《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的若干问题》,载《商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7]“揭开公司面纱”系起源于美国的术语,也经常被大陆法系国家援引;而“法人人格否认”基本为大陆法系专用,特别在我国立法和司法机关较正式的出版物中,大多采用此表述。这两个术语的内涵和外延存在一些差异,但本文就此不作讨论和区分。

[8]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9]李飞、王学政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中国市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10]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从法条跃入实践》,载《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第111-125页。

[11]我国税务部门对此项法律规则早有关注,但目前司法实践中尚未见相关案例。这可能是因税务行政部门执法权限较大,有时直接应用该法理原则实施了税收征管,例如著名的江苏省江都市国税局征收境外非居民间接转让国内企业股权所得税款案,入库税额高达1.73亿元人民币。

[12]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46页。

[1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一)、(二)理解与适用》(奚晓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9号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14]参见高永周:《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法理逻辑——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号案》,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126-132页。

[15]参见黄辉:《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3-16页。

[16]蒋大兴:《一人公司法人格否认之法律适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16-20页。

[17]这点与前文提及的其他类型追索规则中,基于资产信用的催收权、追偿权和基于中介机构履行义务瑕疵而产生的对第三人追索权不同(该二者为一定范围内的补充责任),对债权人显然更为有利。

[18]同注10。

[19]参见关倩:《资本维持原则对隐形关联公司的限制》,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7期,第68-73页。

[20]参见盛海清:《“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法律问题研究》,载《山东审判》2008年第6期,第108-111页。

[21]参见注19、20。

[22]同注8,第84页。

公司人格否认在美国至今依然是一项判例规则,英国、德国和其他极少国家,虽然在个别情形下,规定了有限责任适用的例外条款,但是,并没有在成文法上全面地确立公司人格否认法律制度。然而,我国新《公司法》开天辟地,在成文法上率先完整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在公司人格否认上,我国采取的是激进的立法体例。

《公司法》的规定与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法律地位不相吻合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意义

如前所言,揭开公司面纱规则作为衡平性规则,在适用上具有补充性和个案适用性,只是公司法上的一个例外的规定,而我国《公司法》却在总则中对此作了规定,显然人为地提升了揭开公司面纱的法律地位。总则是把被抽取和抽象的一般性的内容汇总在一起,这一汇总功能决定了它的内容必须具有一般性特征。公司法总则是统领公司法各个部分的共同适用的基本规则,也是公司法中最抽象的一部分。总则在公司法中的法律地位决定了总则中的条款应当是一般条款,因而我们可以将诸如公司法的目的、公司的概念和种类、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等内容放置在公司法的总则中。但是如果我们将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在公司法总则中进行规定,使其成为并行于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一般性规范,显然与其在公司法中的应然法律地位不相吻合。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意义:

《公司法》的规定与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法律属性不相吻合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公司法人制度的必要、有益的补充。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是当股东运用背离法律赋予法人人格的原始初衷(即公平、平等、正义)的手段而为他人控制和操纵时,公司法人已不再具有独立性质,法律将无视法人的独立人格而追究法人背后的操纵者的法律责任。因此,这种法人人格否认所引起的从法人人格确认向法人人格否认的复归并非是对整个法人制度的否定,恰恰是对法人人格的严格恪守。因为运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所否认的法人,实际上是一个被控制了的、失去人格独立性的法人空壳。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在特定条件下对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合理与必要的保护手段,有效地维护了法人制度的健康发展,防止法人制度的价值目标不致发生偏向和被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仅不是法人制度的否认,反而是法人制度的补充与升华。正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证明并捍卫了法人制度的公平、合理与正义。

一般认为,法律规范由三部分构成:假定、处理和法律后果。其中,假定是法律规范中关于适用该规范的条件的规定;处理是法律规范关于行为模式的规定,即法律关于允许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的规定;法律后果是法律规范中对遵守规范或者违反规范的行为予以肯定或否定的规定。从《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来看,“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是该款的假定部分,“应当”是该款的处理部分,“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该款的法律后果部分,完全符合作为法律规范的基本构成要件。不难看出,该款所演绎的是一种刚性的、具有一般性的规则,这显然与揭开公司面纱属于衡平性规则和软性的裁判性规则的法律属性不相吻合。并且,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该款所表达的似乎是只要存在规定的情形,就应当按照法律后果所表达的部分追究责任,这也与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衡平结果不相符。作为衡平的结果,揭开公司面纱具有模糊性,仅为法官指出了一个方向,要他朝着这个方向去进行裁判,至于在这个方向上到底可以走多远,则全凭法官自己去判断,揭开公司面纱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在具体细节上并不完全一致。

我们国家新公司法自开天辟地以来,在许多文章当中,都规定了公司法的法人,在行使相关的职责同时,应该要履行公司法的规定,那么公司法人的人格否定制度也就能够在公司打当中,充分体现它的作用和意义。

《公司法》的规定与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司法实践不完全吻合《公司法》将“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作为适用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前提条件,很显然我国公司立法借鉴了德国理论界在直索责任上的关于权利滥用理论的学说。因为股东有限责任虽名为“责任”,却非一般意义上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里的责任其实不是责任,股东有限责任是股东履行出资义务而享有的权利。这个权利是社会以法律的形式向股东做出的承诺,其内容是出资人只要履行了出资义务,就有权利不承担无限责任。因而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有限责任,就是滥用了股东的这种权利。根据德国的权利滥用理论,揭开公司面纱规则仅仅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即如果是故意地滥用法人实体并且将它用于法律所没有规定的目的,才允许穿透法人”。不难看出,我国公司法上的揭开公司面纱规则要以股东有过错作为适用前提,而这与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本身的适用并不完全吻合。比如对于资产混淆或者资产混同这种普遍认为应当适用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情形,过错就不是追究这种责任的前提。该种责任的思想基础是,一个人的行为不能与其以前的行为相矛盾,谁享有有限责任,谁就必须遵守财产分离的原则。而在英美判例法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在如何看待股东有限责任的问题上,法官采取了“重实质、轻形式”的司法态度,注重发掘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事实,忽略或者漠视表达这种真实关系的法律形式。可见,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本身并不刻意地强调股东的过错,而我国《公司法》上的规定,却以股东的过错作为适用的前提,限制了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在具体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并且,由于我国《公司法》在总则中以成文法方式对此作了规定,使得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当难以判定股东过错的时候,就存在着是否适用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困惑,反而带来了司法实践的混乱。

延伸阅读:

三、《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重新解读

最新公司法解释一全文

立法者用《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表述了揭开公司面纱规则,但是当我们从法律解释的整体性出发,将该条第一款和第三款联系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公司法上的规定更像是在演绎了侵权法规范而制定的特殊条款。正如学者所言,侵权行为的责任系由违反法律事先规定的义务所引起的,此种义务是针对一般人而言的。违反该义务的补救方法,就是通过诉讼对未定数额的损害予以赔偿。《公司法》第20条第一款规定了股东的义务,第三款则规定了违反规定的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事实上,学者在解读该条第二款的时候,也是将第一款和第二款联系起来,从侵权责任出发,认为这是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学者的这种解读,在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并没有带来多大的争论,唯独在解读具有相同法理的第三款的时候由于当初立法者是以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方式来设计该条款的,从立法的目的出发自然会将该条解读为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在这里,似乎存在着语义解释与目的解释的冲突,毕竟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侵权责任与揭开公司面纱规则并非相同的概念。学者一般认为,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是超越了合同和侵权纠纷的新型诉讼,在适用上凡是依一般民法规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即不能动辄适用揭开公司面纱规则,以维护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责任有限这两项最基本的现代商法原则,这也与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衡平属性相吻合。对于这两种解释的冲突,学者认为,一般而言,对法条的解释,首先应采用语义解释的方法。基于此,似乎将《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解释为股东的侵权责任条款似乎更具合理性,不过对这种侵权责任形式,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侵权责任的主体:控制股东如前所言,股东承担有限责任,这主要基于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营业活动的事实,股东有限责任是用来保护非管理股东利益的特殊规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愿意自行管理其财产,除非是万不得已或者是客观需要,任何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财产,他会比别人更加注意去管理。这正如德姆塞茨所言:“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会把宝贵的控制权拱手交给他人,除非此人与自己具有共同利益”因此,股东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难免会报有控制公司,滥用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利益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显然,在具体的公司实践中,通常情况下只有控制股东才有可能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并最终损害公司债权人。《公司法》第20条并没有区分控制股东和非控制股东,而是概括地规定了由股东与公司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需要进行限缩解释,以更符合公司实践。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控制股东的侵权责任与民法上的侵权责任是一致的.也必须满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即加害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但是,由于控制股东的这种侵权行为存在某些特殊性,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故有讨论之必要。第一,控制股东的加害行为。在侵权法理论上,加害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加害于受害人民事权益的不法行为,其又可以分为直接加害行为和间接加害行为。前者是指加害人的加害行为直接作用于受害人的人身或财产等受到法律保护的权益;后者是指加害人通过他人或者其他介质作用于受害人的人身或者财产等受到法律保护的权益。在控制股东的加害行为中,直接受害人是公司。公司控制者的这种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是直接施害于公司财产的行为,但是由于控制股东的这种行为,使得公司沦为了控制股东侵权行为的工具。正是由于控制股东的这种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使得作为实现公司债权人物资基础的公司资产受到了损害,进而间接地使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控制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侵害应为一种间接加害行为。第二,损害。损害系指“权利或利益受侵害时所发生之不利益。易言之,损害发生前之状态,与损害发生后之情形,而相比较,被害人所受之不利益,即为损害之所在”。控制股东加害行为直接破坏了公司法人制度的基石,且其加害行为直接导致了公司难以清偿债务,从而使得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难以实现。第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指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在控制股东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中,控制股东的滥用公司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不能清偿对外债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若非控制股东的加害行为,则在通常情况下,公司是可以清偿其对外债务的。第四,过错。过错是指加害人的一种可归责的心理状况,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对于过错性质的认识上存在着主观过错说和客观过错说之争。主观过错说认为过错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因而与行为无关;而客观过错说认为过错并非在于加害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具有非难性而在于其行为具有非难性,强调从客观方面判断行为的可归责性,弱化对加害人的心理状况的要求。个人认为,以客观过错作为对过错性质的认识,更符合商事行为的特性。因为商行为在效力上注重外观主义,与民法中比较强调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有所不同。控制股东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对于《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的连带责任的规定,学者提出了诸多的质疑,存在着区分对待说、无限责任说、补充责任说。学者的这些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传统民法理论认为,从债务人的角度而言,连带责任加重了债务人的负担,是一种加重型责任。因其事关当事人利益甚巨,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或者当事人明示约定方可认定连带责任之成立。如《法国民法典》第1202条就明确规定:“债之连带关系应当明文规定,不得推定”。而从责任理论上言之,连带责任或基于共同侵权而产生,或基于当事人合同约定而产生,就是不能基于侵权与违约两个不同的原因而产生。用传统民法关于连带责任理论来解释《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确实会产生诸多的问题。首先,很多情形下,控制股东与公司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恰恰是因为侵权与违约两个不同的原因。如在公司违约产生债务的情形下,公司对债权人承担的是违约责任,而控制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是侵权责任。其次,由于控制股东只能是基于侵权责任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所以就不存在着与公司共同基于违约的原因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再次,即使是在两者都是在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下,很多时候也很难用共同侵权行为来解释。比如在产品责任中,公司的产品给第三人造成了人身损害,公司对第三人所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而控制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并且也很难解释这两个责任主体存在着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但是个人认为公司法的这种规定并无不妥,这是由商法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由于商法以严格责任主义为基本原则,对由于商事活动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为保护交易人的合法权益,商法往往责令商主体承担严格责任,以促其审慎地开展业务。与传统民法中连带责任为个例存在不同,商法严格责任主义要求连带责任的普遍适用。商法在规定连带责任的时候,放宽了对连带责任成立基础的解释,更多的是从保障交易安全出发,以求得商法诸多价值的和谐安全,并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公司法中大量存在着无限公司股东与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对公司债务负连带责任的情形。很难说此情形下股东与公司债权人存在着共同的侵权或者共同的违约,仅仅就是一种商法基于自身价值的一种制度设计。所以,在看待控制股东与公司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商法本身的特性出发去考虑,才能有更为合理的解释。当然,如果公司债权人在提请损害赔偿的时候,仅仅以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应当以公司与公司债权人的实际发生的法律关系为案由提起诉讼。但是,如果公司债权人仅以控制股东为被告或者公司和控制股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时,即使诉讼涉及的是合同关系,也主要应以侵权案件的案由提起诉讼。

公司法人可以不交社保吗

四、结语

公司法人职务侵占罪如何认定?

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有其自身的法律属性,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许多国家都有发达的成文公司立法,但是在对待揭开公司面纱规则问题上,直到现在仍然踯躅不前,大都以判例法为之,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深暗揭开公司面纱的真正内涵,而不得不妥协。诚如刘连煜先生在论及台湾是否应当将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成文法化时所论及的:“勉强将揭开公司面纱条文化,恐弊多于利,不若将之作为一项法理,在法院实务审理时,适时援用,即为已足。或许,揭开公司面纱原则模糊的判断基准,正是其不得不然的本质,也即是其必要之恶。”我国公司法将公司揭开面纱规则成文法化,无疑在立法上具有很大的探索价值。但是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成文法而忽视了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本身属性,或许会使得揭开公司面纱规则脱离其原有的含义,从而难以达到立法者的预期。

文献链接:《解读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

[ 参考文献 ]

本文选自叶林、宋尚华:《公司人格否认的侵权法法理分析——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解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本文原题为《解读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现征求作者意见将题目修改为《公司人格否认的侵权法法理分析——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的解读》。叶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商法律网授权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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